一般来讲，序跋短于作品。但是，序跋的长度超过正文的情形也有，而且早在中国古代的序跋写作史上就有了。如唐代王勃的滕王阁诗是一首七律，只有八句五十六字。但作为这首诗的序言《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则有七百来字，序压倒了诗，也比诗更有名。20世纪的序跋写作中也多有这种情形。如周作人的《若子的死》一篇，正文仅49字，而作者所写的附记却长达600多字。此文最初在1929年12月4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还有一段更长的《再记》，约1300字。作者义正词严，声情激越地控诉日本医生山本之误诊杀人，但收入集子时却删去了。还有周作人的《怎么说才说》一文，只有三百余字，但作者写的附记却有九百多字，是正文的三倍。另外，诗人路易士（纪弦）的诗歌《向日葵》发表时附的一篇长跋，长度也远远超过了诗本身。
在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上，因序跋致祸比较鲜见，但是20世纪初发生的晚清中国最大的文字狱――1903年的“苏报案”的导火线就是一篇序。1903年6月10日，《苏报》发表了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在序中，章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对邹容的《革命军》大加赞扬，“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啕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消亡犹为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才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运矣。藉非不交，何以致是也！”最后，章又对邹容书中的“革命”进行了解释：“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晚清政府自然要极力阻止这“妖言”惑众，强烈要求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1903年6月29日，租界工部局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的拘票。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终于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作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民国时期，国民党推行图书审查制度，对危及自身统治的图书采取删、禁。因序跋致祸的事例不少，现举一例。1929年4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郭沫若的《我的幼年》（自传）。在书的《后话》中有一句话“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被主管查禁的上海教育局局长视为反动，以“普罗文艺”罪名查禁。书局为了减少损失，被迫作了些修改，并改名为《幼年时代》，于1933年出版。书中附有一则声明：“本书原名《我的幼年》，前以上海特别市党部命令指出本书二十页内中一段及后话内之最后二句词句不妥，暂停发行，兹本局特将以上二处删去，并改名为《幼年时代》，特此声名（明）。”出版后又被政府禁止发行。1936年10月，上海光华书局将该书再次改名为《童年时代》出版，但还是再次遭到政府的查禁。直到1942年8月，重庆作家书屋以“沫若自传之一”出版了《童年时代》。
序分自序和他序，他序本身就是序者与著者的一段文事交往的见证。而双方互相为对方的著作作序则为两者间的文事交往增添雅趣。如梁启超应蒋方震（字百里）之邀，为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但“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进而转请蒋方震为其书作序，故蒋氏在序中说：“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我。”但是，梁为蒋方震书作序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对于百里之若责，不可不践也，故更为今序”。梁只好为该书另写了新序。
田汉和洪深是新文学戏剧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也曾互相作序，给对方“捧场”。如洪深为田汉的《回春之曲》（1935年5月版）作《序》，高度赞扬了他这部剧集：“始终不曾失去‘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道路’那个‘自信’的，除了田先生这个集子外，竟不容易找到第二部！这部集子的可以‘传’，应当‘传’，是毫无疑义的。”稍后，田汉为洪深的《电影戏剧表演术》（1937年）所作《序》中，投桃报李，表达了对著者其人其书的欣赏：“本书是洪先生倾注着半生蕴蓄的大著，对于我们这些爱好戏剧艺术的学徒们是非常宝贵的寄与。”利用作序这一特殊的表达方式，他们共同演绎了一段文坛佳话。另外，我们都知道周作人为废名写了多篇序，有《〈竹林的故事〉序》、《〈桃园〉跋》、《〈枣〉和〈桥〉序》、《〈莫须有先生传〉序》和《〈谈新诗〉序》等。但是，废名为周作人的著作写过序就鲜为人知了。1933年章锡琛征得周作人同意编选的《周作人散文钞》，就由废名作序。这也算是互相作序的又一事例。
新文学史上有许多对夫妻作家，如陈衡哲与任叔永、凌叔华与陈西滢、冯沅君与陆侃如等，还可以开出一长串。这些作家在出书时，作为最了解的爱人，自然有义务喝彩、捧场，这些序跋中叙及夫妻间的趣事佚闻，是了解作家的珍贵史料。序跋中对作品的评论也能深中肯綮，同时，读这些序跋中还能感受到夫妻间的浓浓情意。如陈衡哲的《小雨点》就有夫君任叔永所作的《序》，序作者开头就说：“她这本小说集的印行，也可以说是我常常怂恿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即使犯一点‘台内喝彩’的嫌疑。”文中还交代了一件趣事，自己把莎菲女士的一首诗寄给胡适之，说是自己写的。而胡适却未受蒙蔽，回信说：“叔永有此情致，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这一定是一个新诗人作的。”又如陆侃如在1928年给冯沅君的《卷?》写了《再版后记》、《〈春痕〉后记》和《〈劫灰〉后记》，这些后记有作品版本变迁的介绍、作品内容的概述以及解题等，为研究冯沅君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孙良工为她的妻子王梅痕的诗集《遗赠》也写了《前序》和《后序》，在《后序》中，交代了该诗集的出版过程，对诗集内容也展开了具体评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上面的例子都是夫为妻序，而妻为夫序也不乏其例。如陆小曼就曾为徐志摩的诗集《云游》、散文集《爱眉小札》以及《志摩日记》作过三篇《序》，这些序是读者知悉徐陆两人浪漫爱情的重要文本。
序跋一般由一人写成，若是多人写成，自然应该署上每位写作者的名字。但20世纪序跋写作史上有许多幕后英雄，就是序跋本来是他撰写或参与撰写，但是没有署上名字。既然有无名英雄，那自然也就有冒名顶替者。如孙中山就曾做过一回冒名者，在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民国文萃》，收录了一篇《〈太平天国战史〉序》，署名是孙文逸仙拜撰，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战史》的著者刘成禺所作，这篇序只经孙中山同意而署他名。陈独秀也曾作过一回，亚东图书馆在出版《儒林外史》新式标点本时，汪孟邹恳请陈独秀作序，但陈转而请汪原放写，陈独秀对汪原放的文章只修改了几个字，经陈同意，在序末加了一行：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这样，这篇序的版权就变成陈独秀的了。无名英雄也并非无名，有些更是“赫赫有名”。如1929年上海群益书店重印《域外小说集》，鲁迅写了新序，但署的却是周作人之名，可见，鲁迅也当了一回无名英雄。毛泽东在序跋写作中也作过一回无名英雄，1960年，文学研究所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编辑了《不怕鬼的故事》，该书由所长何其芳撰写了序言。因事关大局，序言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961年1月4日和1月23日前后两次召见何其芳去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与他谈话，并亲笔对序文做了修改，但最后仍单独署何其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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